『國際西藏郵報2009年10月7日達蘭薩拉報導』在最後一部分的文章中，也是此系列文章的最終回；台裔美籍旅客，因拍攝甘孜一處軍事基地而遭逮捕，被帶到康定（藏文打箭爐”Dhartsedho”的中文地名）接受訊問。
往康定的路上，我坐在後座，被夾在兩名公安之間。我的福利，就是一名女藏民分享更多中國的愛國口號。我左邊的這位中國官員，曾在我的房間裡警告我，後來也是他逮捕了我。他開始聊天般的說著，他想提升自己的英語能力，如果我可以的話，在這漫長的路程上，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和我練習英文。那個曾威脅、並拘捕我的人，現在竟然想從我這兒學習英語！他媽的搞什麼啊？不過，我推斷我應該獲取他的善意，所以讓他問我些簡單，而英語初學者喜歡問的問題 -我相信什麼，我的人生目標是什麼，喜歡中國的話…...
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個小時。我的回答越來越簡短，後來他靠著我的肩膀，隨著西藏官員打起瞌睡來了，汽車內的時鐘走到了午夜時分。 2008年8月1日-這是距橋樑倒塌，整整一年的時間。現在，我卻在一輛警車上，看著紅色和藍色警報在黑暗中閃爍，前往我即將受審的地方，兩名公安睡在我的肩上，感覺就像是愛麗絲夢遊仙境一樣的跌落兔子洞裡。
我並沒有入睡，想著牢裡的生活-堆滿屎尿的茅坑，這個情況常見於中國的監獄。西藏尼姑曾描述過，在牢裡的酷刑，包括以電棒塞進陰道的懲罰。我想到了中國的對付政治犯的勞改，監獄各式各樣的酷刑，而我的脖子上有著bhod gyalo (自由西藏！)的刺青，他們會把它燒了，還是重新改造這個刺青？
重點是，什麼判決的結果，會讓我想直接自殺算了。15年？如果他們判了我15年，獲釋時，我都39歲了。後來我想到班旦加措(Palden Gyatso)，西藏僧人，被關在牢裡33年，但他並沒有放棄他的生命。我聽過無數政治犯的證詞，真的無法相信我也共享了他們的命運。
曼德拉和甘地，二人也曾遭受了長期的監禁，也許監獄可以鞏固積極份子的靈魂；但也許只有在自己嚐到了不公正的苦澀，才能百分之一百一的奉獻生命去反對不公不義。我再度的想到自殺這回事，我向來認為，任何事情若無法致我於死地，相信會讓我更為強大，沒有比現在這個時機更好地接受此信念。15年，我都可以掌握中國人和西藏人了。但是，15年應該是不可能的，因為中國的異議份子通常被判處5至10年左右。念頭和思緒在我的心中徘徊不去，直到隔晨，我們到達康定為止。
他們把我帶到旅店四樓，可以鳥瞰康定山谷的房間。他們通常稱為老闆的公安局長，擔任審訊工作。他坐在我對面靠窗的地方，兩名官員就坐在他的後面，有兩個坐在床上，分別負責拍攝和筆錄。沒有一個人穿著製服，老闆聽似友好的語調，不同於所謂的審訊。他對我，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不停地問著，試圖在我的回答裡尋找矛盾。
如果我說了實話，一定會被判刑入獄，而且危及他人。因此，在路途中，我決心吞下我的恐懼，然後利用別名，轉化成為他人。我成了”雯”，一個撲朔迷離，喜歡抗爭，新時代的嬉皮-事實上，是個完全無能的旅客和虔誠的佛教徒，為了尋找自己，進而探索起這個世界。誇大了語言障礙，當我需要時間考慮時，會向老闆要求講清楚他問題中，某些中文語詞的含義；也在我的回答中，利用了些英語單詞，迫使他停下來看看他們。
這讓我多了些時間，編造更可信的謊言。我並不擅於撒謊，經常笨拙的詞窮，但是這一天是例外。我無法為自己說的謊感到驕傲，但我也並不後悔。我給了輝煌的答案，對自己的表現感到驚訝。
當老闆問我，我是否去過達蘭薩拉，我激動地回答說是的！佛教裡有關兜率天的教授，曾為許多佛教徒開啟了菩提道的門，也撫慰了我心靈的渴望。我描述了個人在心靈上與印度喜馬拉雅山脈的聯繫，在那裡獲得到了心靈的成長。我說我參與了10天的內觀課程，並且詳細說明我的感受與心得，也從參與課程中的人們身上，獲取了寶貴的學習。
我知道，所有中國官員都是強制性的無神論者，因為共產主義應該就是他們的宗教信仰。但是，我問老闆他的信念是什麼-如果在心靈沈澱的10天後，他會如何發展？這讓他笑了開來。
審訊變成了交談聊天。老闆所有的問題，都衝著達蘭薩拉而來，我以嬉皮的精神回答。當他問我對於西藏人尋求獨立的意見，我裝無知地請他說明情況，並說出他的想法。他滿懷激情地談到西藏人爭取獨立的想法是如何的愚蠢，我告訴他，說人家愚蠢不太好，我們都應該有更多的慈悲心才是，但我表示真的應該更多地了解這個問題。然後，我回頭解釋我對藏傳佛教的熱情。
當問及我拍攝軍事基地的照片時，我闡述了合成和美感動機的理論。我繼續說著我對攝影的愛好，時間神奇的在此刻凍結，有何不可呢！當問到了我的電子郵件，我說，幾個月前，因為和男朋友分手，我經歷了幾個月可怕的混亂和痛苦，所以我想取消我的電子郵件帳戶，劃清界線。我假裝承受著心碎的痛苦，並說到甚至來自於朋友的關心，也是令人心痛的，這離事實並不是太遠，所以我的表現更為可信。
經過大約兩個小時的詢問，老闆似乎很滿意。我也盡力地設法說服他，我只是一個無知的、無害的女孩。他說，他們只是需要快速地翻看一遍我的東西，但會沒收我的記憶卡，並送我回成都的旅館。我覺得更有希望了，現在留下的唯一證據是，行動硬碟了。但是，如果他們打開一看，便會知道我一直在說謊。
老闆告訴我，待在旅店房裡等著，他們想要打開硬碟來檢查。我感到憂慮已經完全消退了，因為我的命運似乎還是封存的，而且我是絕對的無能為力。我只能想著以人的方式-讓官員們認識我，以好人來看待我，不應該只因我和他們有不同的政治立場，就把我這樣的好人鎖起來，我想讓他們因為監禁我而感到內疚。所以，我們聊天，吃早餐，看電視。
西藏官員告訴我，她真羨慕所有我曾訪問過的國家。她說，她24歲，已婚，有一個孩子，在公安局全職工作。她說，她很想看看這個世界，但似乎是不可能的。她詢問我在美國的家，我告訴她，明尼蘇達州有10,000個湖泊和世界最大的購物中心。她玩著她粉紅手機裡的布蘭妮．斯皮爾斯(Britney Spears)，並要我猜猜是什麼曲調。這是'哎呀，我又辦到了'。我有些明白，為什麼她堅持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浪漫主義。她決定要睡午覺，也爬上床去了。
我坐在另張床上，和曾威脅我、又逮捕我的官員交談-一個想要練英語的人。電視上播放著奧運節目，音量很低；這官員是個體育迷，對於奧運項目非常著迷，尤其是籃球和田徑。他說，他為中國感到非常自豪，就好像是自己的兒子一樣的驕傲。他真的有個兒子，但沒有提起，一直到我問了才說。我們有說有笑的。咧着嘴笑著說，他是個花心的男人，如果可以的話，他會娶幾個妻子。他問說美國人可以允許這樣的行為嗎。我倒是說了美國的離婚率和約會的來龍去脈，給他聽。
與兩位官員攀談了4個多小時，直到其他的人來了，他們說現在是離開的時候。我問他們是否要帶我回成都，他們說這不是他們可以決定的，不過這會是一趟有趣的公路之旅。他們要求我交出電子郵件郵址，我提醒他們，己經取消了帳戶。當我在陪同下跨上一輛警車時，以小狗般充滿悲情的雙眼看著他們，再一次，我又被夾坐在後座的中間，這次有4名公安。肯定他們已經作出要我坐監的安排了，但不知道還要多久，才會等到我的審判到來，充分得到中國公正的審判，對於政治犯而言，完全是不存在的。
有些混淆到底我該做什麼。車子朝著一個方向開去，然後停下來，再轉回旅店。當我問他們要帶我去哪兒，官員們全裝作沒聽見。又在陪同下進入旅店的另一輛汽車，我們驅車往相反的方向去。他們最後表示，他們會帶我到成都，但我不太相信他們。我不知道，他們是否撒謊或是惱怒。我試著問不同的問題，想弄清楚他們究竟是否真的要在成都放了我，但我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。他們不會把護照或是手機還給我的，當我問著為什麼不還，前座的官員說，他又沒拿到我的護照和手機，是另一輛車上的官員拿走的。我確實聽到放在他口袋裡，我的手機因為電量不足的嗚咽低鳴，著實令人感到不安。
我知道成都有一座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監獄，肯定這正是我們持續前進的地方。我們停在一家餐館吃午飯，官員們看起來心情似乎更好了。他們開始與我開起玩笑來，好像是最後一餐似的，告訴我吃吧。一名西藏官員稱讚我Zema -藏語的美麗-但也說了，如果我的膚色並非如此黑，我會更具吸引力。
另一位官員問我，現在開始教他2歲的兒子英文，會不會太早了些。我建議他從兒童英語節目開始，例如芝麻街和藍色斑點狗，並說最好從小就要開始接觸。我開始感到更加的放心，抱著微小的希望，如果他們打算把我帶進牢裡，應該不會展現這般友好的對待...他們會嗎？
到成都需要五小時的車程，當我們走近城市，就在8月1日下午六時前，前座官員問著我的旅店在哪條街上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立即活了過來。他不會帶我去監獄，因為他問的是我的旅店在哪兒！我告訴他我需要檢查我的指南手冊，驚訝著他們竟然要釋放我了。
我告訴他們去年8月1日發生的事，他們告訴我不要擔心-我是安全的，因為今年和公安在一起。幾分鐘後，官員問我是否介意寫寫悔過書，因為他們要保存記錄。這聽起來很怪，他們已經寫許多頁，有關我的情況的筆錄。他說，他們想要一份我自己寫的供詞，不需要很長時間，然後我就可以搭乘出租車回旅店。難道我可以選擇拒絕嗎？
我們來到一家豪華大飯店，官員在二樓開了2間雙人房。我寫了一頁半的悔過書，對於拍攝軍事基地和武警感到抱歉，並解釋說，我不知道這是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的行為。我說未來我會學會遵守國家的法律。我提出悔過書的同時，他們邀請我與他們一起吃個飯。我很猶豫，但他們開玩笑地說，花了一整天在一起，不希望好好地吃頓晚餐，然後畫上句點？其中一名官員說，如果我想要離開，我可以離開，不過稍後要再回來，因為還有一些事情，他們需要跟我說。沮喪和不安馬上浮現，所以不得不同意了晚餐的邀約。這是我在受到監控，和公安們的第四頓飯，而且在一家很不錯的餐館裡用餐。兩名官員各喝了四瓶啤酒。他們很愉快地吃和笑，舉杯互道起了札西德勒(吉祥如意)。我想知道是否且何時會被釋放-這場裝模作樣的戲，何時結束。
坐在我身旁的官員說，晚飯後，我們會上去旅店房間，並刪除那些我不該拍攝的圖片-那些載有'國家機密'的圖片。我很驚訝，並欣賞他的體貼，因為康定的老闆說我的記憶卡會被沒收。然後，他首次提到了我的行動硬碟。他說，他們發現了一些東西，他們需要刪除，但因為佔了約50GB的容量，所以他們要拿到一家店去，整夜的刪除內容物。隔天早上，我可以再來取回。
我正處在一個不信任的國度裡。他們發現了所有我在達蘭薩拉參與的政治活動，但他們卻沒有質疑我，而且竟要讓我離開。他們會刪除照片，拍下他們刪除照片的照片後，他們歸還了我的護照和手機，並和我揮手告別。隔天早上，我取回空的行動硬碟，獲得了自由。
我仍然不敢相信。最合理的解釋是，這是個敏感時期，如果扣留我的話-看起來像是在北京奧運期間，壞中共政府關押了一名台美活動家。奧運救了我？
現在，回返達蘭薩拉，有些事情糾纏著我-這些是許多西藏人必須與之共存的。當我在康定接受審訊時，我說了謊，也沒有全力的支持我的信仰，我知道當局想聽到什麼，這也正是我所告訴他們的，因為我知道如果我說了實話，後果會是如何。
大家可能會說，中國有一個光明的未來，但什麼是這個擁有13億人口-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-國家光明的未來，而在這個國家裡，沒有人可以表達不同的意見？國際奧委會怎麼能夠讓此一久負盛名的運動競賽，判給不能說你自己的想法，讀你想要讀的，或是你所選擇的信仰，這樣的國家來舉辦？
生而自由，我從來不曾完全的理解過它，直到我幾乎喪失它的時候。是的，今天我可以寫這些話，但這個六分之一世界的人們，如果偏離了中國政府的思想，並不擁有不用擔心受到迫害地表達心意的自由。中國利用恐懼壓制人民，但隨之而來的恐懼，轉化成群起的對抗。毛澤東自己曾說過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現在的問題，只是誰去點亮火花罷了。
國際西藏郵報駐台北記者黃凱莉中文編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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